《古文字研究》

古文字学界为什么能够在构建群众性学术团体方面率先迈出如此关键一步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得益于祖宗的赐予。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即便在十分封闭禁锢的“文革”时期，有关单位也不得不举办诸如“出土文物出国展”之类的活动，《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国家文物局还特地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出土秦汉简帛的整理工作。尽管当时主其事者也标榜“为政治服务”，但客观上却显示出古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富生命力的学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打开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受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其次是当时《古文字研究》的现状令人堪忧，抢救工作迫在眉睫。回顾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前的情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在古文字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的郭沫若同志刚刚谢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加上工具书奇缺，技术设备落后，所有这些，与层出不穷大量涌现的古文字资料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改变。然而，促使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更加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以于省吾老先生为首的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学术团队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和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冲破重重的枷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提出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动员所有的力量，争取各方的支持。记得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他纵横穿梭，舟车南北，终于促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创举。